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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李稻葵中国股市暴跌不是危机是预警

发布时间:2020-10-17 00:00:48 阅读: 来源:间歇分割器厂家

李稻葵:中国股市暴跌不是危机 是预警

在全球大多数经济体里,股指在短短三周里下跌30%无疑都会被视为是一场危机,当然,近期中国股市暴跌(从高点下跌32%)也在中国国内引起了极大担忧。  实际上,我获悉中南海(相当于美国白宫)的当家人在股市暴跌后那个周末顾不上休息,马不停蹄地研究救市策略。然而,归根结底,这并不是一场真正的“危机”,而是一次引起恐慌、具有启示意义的消防演习。中国股市在短期内企稳的可能性非常大。

与2008年秋季华尔街的交易混乱时期和1997年泰国的金融恐慌相比,本次中国股市下跌30%算不上一场真正的危机。为什么呢?首先,与美国和泰国相比,中国股市与国内整体金融体系的联系要弱得多——这个体系中居于核心地位的仍然是商业银行。  中国股市与实体经济的联系也并不紧密。在今年头5个月,尽管新股发行密集,但股市融资总额大约只相当于通过债券市场和银行贷款筹集的资金总额的4%。至于对私人消费的影响(私人消费占到中国GDP的45%,美国的这一比例是70%),这次股市下跌只相当于蒸发了家庭财富的3%-5%——这还是比较高的估计。  另外我们也有必要记住,中国股市先是在10个月里上涨了80%,接着才下跌了30%。因此,对许多投资者来说,这就像是去拉斯维加斯玩21点,先是赢了800美元,接着又快速输掉300美元。最后算下来玩家仍然赚了500美元,他们不太可能取消事先在牛排餐馆订好的位置,改去吃麦当劳。  当然,人们担心股市下跌会波及其他经济领域,但这种影响是有限的。向股票投资者提供贷款的商业银行、信托公司和证券公司会因为股价快速下跌而受到冲击。但据我估算,假设股指继续下行20%,商业银行总的来说最多损失7000亿元人民币,大约占到商业银行资产总额的0.5%,相当于商业银行几个月的利润。  美国在2008年危机期间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当时许多美国公司面临无法按时发薪水的危险。福特汽车公司(Ford Motor Company)就是一个例子:它无法像平常那样去华尔街购买商业票据用来改善现金流。中国的情况并非如此,因为中国公司在依赖金融市场管理公司账目方面不像福特那么复杂。  那么股市暴跌是否导致了资本外逃和汇率贬值?别忘了,中国资本账户仍没有完全开放,也就是说,中国投资者不能轻易地将资金转移出境。若非如此,中国外汇储备必将承受巨大压力。  中国的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看起来数目庞大——实际上也是全球最多的——但与中国股市在近期高点时的11万亿美元市值还是没法比。股市跌去30%按说会很容易消耗掉大部分外汇储备,并导致人民币大幅贬值。在现实中,中国投资者迄今仍难以自由地将人民币兑换为美元或欧元并将资金转移到其他市场。  因此,与希腊危机不同,中国股市下跌不会对全球经济造成持久而重大的影响。  这是否意味着可以对本轮中国股市暴跌安然处之?对中国人来说,不应如此。相反,这次暴跌向中国政策制定者敲响了警钟,说明金融市场需要小心谨慎的监管。向缺乏经验的投资者提供过分慷慨的保证金贷款这种行为尤其危险,必须坚决杜绝。此外,它还表明,推进中国资本账户可兑换必须谨慎行事。最终开放资本账户的时候,必须制定好应急措施以防出现资本快速外流。  显然,中国最高领导层受到了技术官僚及利益集团的误导,他们一直主张股市繁荣对经济改革的成功至关重要。这一逻辑不适用于过去30年,现在仍然不适用。正如上文所言,中国股市大体上仍与实体经济脱钩。通过向缺乏经验的投资者提供廉价资金来支撑股市是一种极其危险的游戏,其中很多投资者只有高中学历。  中国股市接下来会怎么走?中国政策制定者能否控制住各种风险因素?目前已有积极迹象表明,跌势已得到控制。在股市暴跌30%后那个周末,中国最高决策者与技术官员密切合作,拿出了救市计划。在头3个交易日,救市没有成功,因为该计划主要依靠大举买入蓝筹股,而任凭小盘股跌停并耗尽市场流动性。  后来,一个类似于香港政府1998年所采用方法的方案出炉了——即向指数期货注入大量流动性,以最终稳定市场预期——当时港府与同时做空港股和港元的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及其同伙展开斗争。  香港政府最终击败了索罗斯,并获利近100%,后来通过将盈富基金(Tracker Fund)上市把这部分收益返还给了香港居民。这一次还不清楚中国中央政府能否获利,但在中国央行的支持以及现有的资本管制下,中国政府稳定股市的努力没有理由很快就失败。  我们从中国股市暴跌中能够学到什么最根本的教训?这个教训是:为了确保股市稳定,上市股票必须具备高质量。股市快速下跌的原因是,很多上市公司要么勉强盈利,要么处于亏损状态。还有些公司虽然有盈利,但几乎不派发现金股息。很多中国投资者习惯了这点,他们把股市当成赌场。  如何强化中国股市的基础设施?关键是法治。也就是说,违规的公司和交易员应当受到法律的惩罚。遗憾的是,中国法院系统还远远不具备处理证券欺诈行为的能力。  我一直提议在上海设立一个高级证券法院和检察办公室,专门处理证券违规相关案件。中国法院系统具有深厚的地域色彩,地方法院会偏袒特定对象;它们往往牺牲股东利益来保护当地上市公司。在司法体系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国股市永远不会像中国投资者以及政策制定者希望的那样高效和稳健。  对中国金融体系来说,此次股市暴跌好比一次令人惊慌的消防演习。它不仅考验中国政府稳定股市的能力,显然也暴露出了中国股市的根本缺陷。很明显,中国要将国内股市建设成一个功能完善的市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作者是清华大学苏世民学者项目(Schwarzman Scholars)主任、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其他观点】   李迅雷:回归常态过程中更应理性看待市场估值  截至24日,沪指报收4070.91点,距前期暴跌低点已上涨超过17%;创业板指盘中摸高3000点,到收盘相比13个交易日之前涨幅也已超过23%。  在应急措施已取得有效打开流动性枯竭局面这一阶段性成果的同时,业内专家提出,救市的目标不是“人造牛市”,也不是保证股指单边上涨,市场回归常态的过程中,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应理性看待市场估值,非常时期过去后,A股仍将回归基本面决定估值水平的市场规律。  数据统计显示,截至23日收盘,A股市场整体PE(TTM)为25倍、PB为2.9倍,但不同市值公司结构分化较为明显。其中,中证100公司平均市盈率13.3倍、市净率1.9倍;沪深300公司平均市盈率15.9倍、市净率2.2倍;中证500公司平均市盈率59.5倍、市净率4.5倍。  而剔除中证100后,2680家上市公司的平均市盈率为65.7倍、市净率4.6倍;剔除沪深300的2480家公司平均市盈率达到86.5倍、市净率5.0倍。  “衡量市场整体估值水平时仅看上证指数、沪深300指数的市盈率水平是有片面性的,还要看大多数公司的估值水平。自市场出现危急局面以来截至目前,A股上市公司中超过80%公司的市盈率已回到42倍以上,除沪深300以外的2400多家公司的平均估值超过85倍,这一估值水平对这些公司成长性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嘉实基金副总裁邵健表示。  海通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也在近期发表的署名文章中提出,银行等大市值股票权重较大,市盈率和市净率较低,用平均数容易失真。用上证50或沪深300的平均市盈率水平比美国股市略低作为A股颇具投资价值的理由,显然存在一定的误导性。  他分析,即便沪指跌至3500-4000点之间,A股主板的市盈率中位数还在40倍以上,市净率的中位数水平也在4倍上下。尤其中小板和创业板目前的市净率中位数还有5-7倍。  本轮市场巨幅波动以来,业内对两个观点已形成较为普遍的共识:第一,政府出手的目标并不是救点位、保上涨,而是快速缓解流动性枯竭局面、恢复市场正常的定价功能;第二,快速下跌过程中,前期过快上涨积聚的估值风险得到快速释放,资金杠杆也有效降低,未来随着市场恢复常态,A股仍将回到基本面决定估值的轨道上来。  “如果将发展证券市场比作建造一栋大厦,指数是大厦的高度,基本面就是大厦的地基,在一定的地基情况下,大厦的高度并不是建的越高越高,只有适中、两者匹配才是合理的,否则可能带来巨大的风险。”  邵健说,在前期股市巨幅波动过程中,撇除杠杆的因素,高估值也是个重要的诱因。在估值过高的情况下,即使相关个股出现持续跌停,也很难有投资者进场接盘,就容易导致前期流动性危机及传导的局面。  业内人士表示,将股票市场持续上涨等同于市场支持经济转型发展也不尽科学,并不是越上涨、越高估的市场越支持转型。“市场形成基本合理的估值体系,并给予符合国家转型发展方向的新兴、转型企业一定的估值溢价,才是健康的、支持经济转型发展的牛市。”事实上,在A股跌到前期最低点时,其估值水平仍在吸引在美国上市的中概股私有化回归,说明我们回调后的估值水平对于大量创新企业来说仍有足够吸引力。  另外,也有专家指出,大跌之后应深刻汲取前期市场波动的教训,尊重资本市场自身的规律。单边市无论是上涨还是下跌都不正常,适度估值溢价对经济转型有促进作用,过渡估值、较高泡沫危害性就很大,因为这种泡沫很难持续,一旦泡沫破灭,就会对整个经济、金融、居民财富带来巨大冲击。

钮文新:此次股市大跌背后一定有境外势力作祟  对于稳定股市来说,这是资本争夺战,是金融战,更是捍卫国民财富、捍卫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战争。  笔者曾提出:世界已经进入“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同时也提出:“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的金融将一改“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债务高速扩张、杠杆不断加大、运行速度越来越快的特征,而逐渐回归金融本源——为实体经济服务。所以 “后金融资本主义时代”必以“股权投融资”作为金融主体。因为,只有加大股权投融资力度,才能逐渐消除“金融资本主义时代”扩债务、加杠杆、高速度所导致的金融失衡。  实际上,美国已经在这样做。伴随着大规模量化宽松(QE)和 “扭曲操作”,美国金融市场长期流动性大幅增加,长端利率被压在历史低位,股市从6000点涨到18000点,随之,再工业化突飞猛进。  但我们必须意识到,美国的股权资本绝不只是美国本土资本,而是吸引全球股权资本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笔者的另一个判断是:除了压低本国利率、推动股市、为本国实体经济发育创造良好的金融条件之外,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正在通过各式各样的方式搅动世界,其核心目的不过是“把中国和亚洲的实业资本一起赶向美国”,而它们也必须依赖全球资本推动一场“新硬件革命”,才能尽快做实本国经济,摆脱过去40年所形成的经济空心化的被动。  社会稳定、金融服务周到而廉价、劳动力和资源价格便宜,这是实体经济最希望看到的良好环境。而现在,美国都做到了。美国在世界相对富裕的亚洲挑事,但稳定中东局势,并利用手中的定价权,通过本国石油、天然气和页岩气资源的大规模开发,压低能源价格和所有工业原料价格;利用大规模的QE贬值本国货币,压低出口成本和劳动力价格;通过“扭曲操作”释放长期流动性,推动股市、信贷等金融市场更加有利于实业资本的形成,为“再工业化”提供优良的金融环境。  如果我们看不懂这样的国际大局,恐怕也很难理解中国政府为什么会下这么大力气稳定股票市场。而笔者本人坚信此次股市大跌背后一定有境外势力作祟,原因就是 “国际股权资本争夺”正在白热化。所以,现在的美国经济实际已经来到了一个关键的“坎”,大有命悬一线之感,如果在它加息之前不能促使大规模“实业资本、股权资本”流向美国,那美国股市的崩盘就在所难免。  对于稳定股市来说,这是资本争夺战,是金融战,更是捍卫国民财富、捍卫中国经济、社会稳定的战争。因为,国际利益争夺从来都是残酷的,从来都是不择手段的。这不是谁“阴谋论”,而是世界经济历史上活生生、无数次演绎过的事实。  如何防止金融掠夺?我认为,必须两个方向同时努力。第一,资本账户的开放要有度,人民币可自由兑换要有度;第二,中国金融改革要拒绝“金融资本主义”的方向,不向市场提供效率极高的工具,包括金融期货、现货的杠杆率控制,有效抑制金融运行速度,让金融真正变成适应实体经济成长的“慢金融”。

皮海洲:牛市时间会很长 为救市资金退出赢时间  7月20日,《财经》杂志一则有关“监管机构正研究救市资金退出方案”的报道在市场上掀起轩然大波,并导致当天股市出现盘中跳水走势。而7月22日晚,伊利股份发布的《关于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的公告》又再次将救市资金的退出问题推向了前台。  虽然前者当天午间即被证监会予以澄清,后者在当晚也得到证金公司的解释,表示证金公司未卖出任何上市公司股票。但三天时间内救市资金退出问题两度来袭,这也表明了救市资金退出问题对于市场的敏感性,实际上,这个问题也确实是A股市场无法回避的问题。  当然,就目前的市场来说,安排救市资金退出显然为时尚早。毕竟目前的市场走势未稳,尤其是经过前期1800点的灾难性暴跌之后,投资者的信心受到了极大的打击。虽然在救市资金的介入下,股市有了一定的反弹,但目前投资者的信心仍然还很脆弱。如果当下就安排救市资金退出,这对投资者脆弱的信心又将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不排除股市再次暴跌、救市宣告失败的可能性。因此,当下显然不是救市资金能够退出的时候。  但救市资金的退出是一种必然。虽然当下救市资金不宜退出,但这并不意味着以后救市资金就不退出了。从世界其他各国与地区间的情况来看,救市资金最终都是要退出的。因此,就救市资金的退出来说,关键是一个退出时机的选择问题,也即救市资金应在怎样的条件下才能退出股市?本人的看法是,救市资金宜在慢牛背景下退出。  为什么要选择慢牛的背景?因为慢牛有两大属性。一是“牛”。既然是牛市,行情就是向上发展的,而且投资者对股市也是充满信心的。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利空也会被市场缩小,甚至不排除把利空当利好来炒作,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安排救市资金退出,对股市的冲击相对较小。  二是“慢”。这也意味着牛市上涨的时间会很长。这就为救市资金的退出赢得了时间。救市资金就可以在“慢牛”中有条不紊地套现。而无须在短期内大量集中地套现。如果是后者难免会给行情带来极大的杀伤。  而之所以不是选择“快牛”、“疯牛”,是因为在“快牛”与“疯牛”中安排救市资金大量套现,这会引发股市的暴涨暴跌,给市场带来巨大的杀伤力。这显然有违救市资金的本意。因此,选择在慢牛中套现离场,这应是救市资金撤退的最好选择。  从国际市场来看,在慢牛中撤退应是很多国家与地区救市资金的共同选择。比如,2008年发生在美国的金融危机,面对崩溃的美国股市,救市资金果断入场。其救市资金从进入股市到撤出市场的时间跨度长达5年,即从2008年到2012年。而美国股市在2009年3月见底,随后一直到当下,美国股市一直运行在慢牛的节奏中。这种慢牛为美国救市资金的撤退创造了有利条件。  又如1998年香港发生的金融保卫战,救市资金退出的时间跨度长达5年,即从1998年到2002年。而在此期间,港股也从1998年8月到2000年3月走出了一轮涨幅超过180%的大牛市行情。不仅让香港政府赢得了金融保卫战的胜利,而且也为救市资金的退出创造了条件。  所以,对于当下进入A股市场的救市资金来说,要从股市里撤离,并尽可能减少对市场的冲击,在牛市中撤退,尤其是在慢牛中撤退,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只是如何来营造这样一轮慢牛行情,这就需要看监管部门的调控艺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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